李滔，新中国第一位教育参赞。1951年底奉调前往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至1986年初从国家教委外事局局长岗位退下来，后又担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前后30多年，他把自己“最黄金”的时间献给了我国的教育外事工作。他为我国的教育外事特别是留学教育事业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本文是他对那个年代的珍贵记忆。

　　从军官到参赞

　　1950年，我在湖南军区政治部担任秘书长，级别相当于大校。当时湖南军区决定让我到南京军区，进入刘伯承任院长的专门培养高级干部的南京军事学院去学习。就在这个时候军委发来调令，要调我去北京，但没有说具体的安排。当时湖南军区领导都很支持我去南京学习，于是给军委发了个电报，说了要派我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事，问能不能免调。军委又来了一个电报：3日之内必须成行。没作任何解释。我那时候也没什么行李，卷了铺盖就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到了北京以后，军委直接把我转到中组部，住进了中组部的招待所。到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后来，外交部的伍修权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派我到国外去，到苏联去。

　　“到苏联干什么?”我问他。“当参赞，管留学生。”我当时对留学生一点概念都没有。我问他：“我一个人去，我妻子能不能去?”他说：“你妻子可以去。”我又问：“保姆和警卫员能不能去?”他笑了，摇摇头。我最后问：“能不能带枪去?”他说：“不行，保姆、警卫员都留下，枪更不能带，就你们俩去。”

　　那个时候选外事干部，基本都是从部队选，很多大使都是脱了军装上任的。另外一个条件是要有文化，因为我有点文化所以被选中了。实际上我只有初中文化，但在当时的部队中也算是比较拔尖的了。

　　我坐了9天火车，终于到了苏联。那个时候使馆的工作人员除了张闻天会俄文，其他人都不会俄文。我去了以后，使馆为我配了一个翻译。张闻天对我说：“你主要的任务是管留学生，建立留学生管理处，你担任参赞。”我就一步步把班子建了起来。

　　我在苏联的时候，团中央曾派出100个学生到苏联的团中央培训学习，也由我负责管理。1954年前后，胡耀邦到捷克去开世界青年会议，路过苏联。我对他说：“耀邦同志，你派了100个人让我管理，你也没派个人来帮我。”耀邦说同志：“这100个人里你挑，挑出谁是谁。”我就把钱其琛给挑出来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了十几年。

　　“政治坚定、业务精通、

　　作风正派、身体健康”

　　1948年东北刚解放时，中央就派了一批人到苏联去学习。他们先在苏联中学学习俄文，然后再进入大学。这些人的大部分我都还记得，他们当中有李鹏、邹家华、叶正大、项苏云、朱敏、刘允斌、蔡特特、任湘、冯理达……派这批人的目的就是出去学习，培养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首次向东欧派出留学生是1950年；首次向苏联派出留学生是在1951年，一共375人。1950年～1965年，国家教育部门向苏联和东欧地区共派出留学生10698人，其中去苏联占绝大多数。

　　开始派留学生去苏联的时候都没有在国内培训外语，而是在国外学习外语。1952年国内成立了留苏预备部，开始在高中生和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进行选拔。那时候选拔的都是尖子，不仅注重他们的学习，也注重他们的政治条件。培训1年以后再派出去。在培训过程中又进行了严格审查，包括业务情况、政治情况、思想情况。这批人主要学习理工和军工。后来国家还专门派了实习生。

　　这些留学生出去后太勤奋了。那个时候我们对他们讲，学习成绩不一定拿5分，4分、3分就可以了，但是他们不听，拼命要拿5分，要是拿不到5分就感觉很没面子。他们一天到晚就是宿舍、课堂、图书馆几个地方跑来跑去，在学习上我们根本不用费劲去督促他们。

　　后来，刘少奇专门和苏联领导人联系，希望中国留学生能够参加苏联的党和青年组织的活动，苏联方面同意了。所以，中国留学生有时候会参加苏联党的会议和苏联共青团的活动。苏联共青团的活动并不像我们共青团的活动是坐下来学习和讨论，而是跳舞。对于跳舞我们的留学生没有兴趣，而且对苏联年轻人自由开放的作风也不满意。因为那时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学生住在一起，一到星期六，苏联学生就说：“哎，你出去找个地方住。”我们的留学生被支出去了，他们好把自己的女朋友招呼过来。

　　中国留学生学习勤奋有目共睹，得到了苏联人的一致赞赏。有一次我到列宁格勒出差，当地市委宣传部部长跟我开玩笑说：“你们中国的留学生太好了，小伙子们都太棒了，我们的姑娘都想找你们的小伙子，你们为什么不让!”

　　那个年代，国家不允许在外留学生恋爱结婚，交朋友都不行。后来政策放宽了一点，经过中央批准，在管理上实行外松内紧。这一外松内紧，一下子冒出来差不多100对儿。但后来大部分都没成，少数成家回国的也没有太好的结局。后来有一个留苏学生对我说：“李滔同志，那个时候你找我谈话，我要听你的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后来受了多少苦。”

　　我们对留学生的管理很严格。回国后，有一次开会，一个留学生在会上向我“抱怨”说：“李滔同志，你那时候管我们管得太严了。”我回答说：“我不管你们严，你们能成就吗。”

　　刘少奇的次子刘允若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时，对专业不感兴趣，和同学的关系也不太好，情绪经常波动。刘少奇写信对刘允若进行了多次教育，还给使馆党组织写信，要求严格管理，不能让他转专业，实在不行就把他送回国。少奇同志有这个决心，我那个时候也就理直气壮了。我把刘允若叫到办公室，给他讲道理。说着说着，刘允若拔起腿来就走，我啪地一拍桌子喊道：“你给我回来!”他站住了，蔫蔫地就回来了，坐在对面，我又继续给他做工作。最后，经过我们的教育，他转变过来了，后来终于学成回国。但是可惜的很，因为少奇同志，刘允若在“文革”中受到牵连，不到50岁就生病去世了。少奇同志的大儿子刘允斌出去的早，在苏联做了研究生，专门研究铀矿，回国后到了西北戈壁荒原的核实验基地，担任了副总工程师，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究制造者之一。1967年，他也因为受到牵连卧轨自杀，死时也不到50岁。从我经历的这些事情中可以体会到，少奇同志的思想、人格之高尚，是非常令人难忘的。

　　对于留学生的管理，除了我所在的留学生管理处以外，还有留学生党委、学生会。李鹏、宋健都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另外各个学校还有党的支部、团的支部，跟国内一样健全。中国留学生分布在苏联的20多个城市，大部分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这么多人只有一个学生会。另外，我们在列宁格勒和乌克兰地区都派了专职干部，当时钱其琛就负责列宁格勒的工作。

　　向苏联、东欧派遣留学生的计划是作为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十年规划的一部分而制定的。当时党中央设立了一个由聂荣臻、李富春、陆定一组成的中央留学生领导小组。1952年后，中央向各个国家都派了专管留学生的干部。当时对留学生提出四点要求：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正派，身体健康。这是张闻天提出来的，我们一直贯彻这个指导思想。　相关阅读：

（编辑：L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