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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加拿大各行各色的生活:我有吃饱的权利

留学加拿大 各行各色生活  越来越多未成年和刚成年的孩子,踏上了去加拿大留学的路。

  家长们对孩子寄予厚望。虽然也担心,但父母觉得,十几岁的孩子适应力强,别看开头一阵撒娇哭闹,过几个月就能适应国外的生活了……可孩子在异乡,他们的感受、想法,家长真的知道吗?他们在电话里告诉给爸爸妈妈的,是真实的一切吗? 我们拨通了每分钟3块钱的加拿大手机长途,找到了一些在加拿大漂着的上海小孩。他们都有手机,因为,手机可以让爸妈随时找到他们。

  “第一眼看到加拿大,我就有种感觉:好像我被人卖到了农村一样。”

  那种无法描述的冷清

  阿长,18岁,2000年到加拿大正读大学一年级。阿长的爸爸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再加上阿长奶奶留下的全部遗产,才凑足儿子的学费。阿长在他们心目中是个争气的孩子,托福考了600多分。

  2000年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附近的一座小城念Business课程。那座小城纬度较高,到了夏天,晚上10点天还是亮的。但街上已经空无一人,当地人都聚在各个酒吧里。

  面对空荡荡的街道,我再一次产生了“被人卖到乡下”的强烈感觉。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实在无法接受这种冷清,沮丧得不得了。但我不能对爸爸妈妈讲,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期望;我也知道为了我出国,家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我不能再让他们为我担心。

  这种失落感,每个初到国外的人都会有。因此很多中国人就自发地聚在一起,结果又形成一个中国人的小群落。但我不想出了国还窝在中国人的人堆里,总有意躲开那个群体。于是,还没有结交什么外国朋友的我,更加寂寞。

  我就读的商学院在加拿大排名第三,学校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没有什么业余活动,也没有地方去业余活动。每天就是拚命读书、读书。毕竟我们的母语不是英语,外国人看10页书的时间,我们可能只能读懂2页,这就是难以弥补的差距。实在熬不住,就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有多好。

  2001年12月13日,我回到上海度假。在上海的1个月,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很有活力。逛街、唱歌,可以玩的花样多极了。上海的每一寸土地,都可以找到让我欢乐的地方。可1个月很快就过去了。重回温哥华,是一个星期六的午夜。从机场到学校的途中,我只看到七八辆车子,连个人影都没见到,那种无法描述的冷清,又让我的心情一落千丈。

  在加拿大教英语的老师,好多是中国人……一次次从头再读预科阿天17岁2000年赴加现仍在读语言学院阿天的声音里一直透着不满和无奈。他说他的英文还是很糟糕,没比在上海的时候进步多少。

  在国内,我们弄不清楚中介究竟有多大的能量。其实,中介只能够帮忙介绍、联系学校;再收钱、帮着办理签证。具体这个学校水平如何,他们一点不知道。只有当我们到了这里,才会有切身感受、才会看清学校的真面目。加拿大的教育体系比较严格,所有学校都是政府办的,私人不能办学。可就算这样,各学校的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加拿大的很多语言学校,英语老师都是中国人。虽然这些中国人已经取得加拿大籍,可以教书,但我们跑到外国去听中国人教英语,感觉总归不大好。

  学完语言之后,你才可以在这所大学继续大学课程。但这里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各大学互相不承认预科学历,你在一个大学念了预科,就只能在这个学校念大学。如果转学的话,还要重读一次预科,为此就要多耽误一两年时间。中介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在招生时,根本没说过如果对推荐的学校不满意,决定转学,就要多读一次预科。或者,他们是有意回避这一点。我就是对中介推荐的学校不满意,已经换了好几所学校了。每次,我都不得不从头开始读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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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如果你不睡觉,说不定到了半夜一两点还会有人跑来寝室找你玩。

  折磨人的寝室

  丝丝18岁2000年赴加大一学生从来到多伦多的第一天起,我就住校。但我告诉你,喜欢安静的人,绝对受不了加拿大的学生宿舍。我们这里经常半夜三四点钟还有人在吵闹。

  我和同宿舍的外国同学相处不是很好,外国人喜欢把衣服随地乱丢。水池里永远堆着没有洗的碟碗,他们经常是用一个才洗一个。我受不了这种脏乱,常常默默地收拾好,可她们还是没改变。吵架是难免的,吵到最后,她们讲我听不懂的英语粗话,我讲她们听不懂的上海话,高声叫喊发泄一下。有时候在宿舍里玩疯了,他们会横七竖八睡在你的房间里,有时候地板上也睡满了人。反正有暖气,他们无所谓。到了晚上,如果你不睡觉,说不定夜里一两点钟还会有人跑到你的寝室找你玩。

  有些中国同学受不了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搬出去和中国人同住了。这样虽然再没那么多麻烦的问题,但也无法融入外国人的社会。所以我忍着。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同宿舍的女孩经常带恋人在宿舍里过夜。中国人普遍比较保守,可偏偏会撞见一些不该看见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和她们吵了,我明白了,我永远无力改变什么,我能做的,只有接受。你如果让我爸妈知道这些事,他们一定不会同意我继续住校———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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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告诉父母———我在加拿大过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在游戏房里迷失

  亮亮18岁2000年赴加现终日守在游戏机旁来加拿大快两年了,我一句英语都没讲过,整天混在唐人街,就像生活在中国一样。反正我爸妈有钱、没文化,他们也不知道我在这边究竟学什么。说几个名词就把他们骗过去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想来留什么学,可他们说,有了钱就要抓教育,无论如何也要我光耀门楣,好让十里八村也看看,我们家出了个留洋的状元。可他们也不想想,就我这成绩,连初中毕业都难,到国外,又能有什么长进呢?可如果我不出国读书,他们就不给我钱,那我还不如就顺了他们的心呢。

  刚开始,我整天无所事事,后来发现了游戏机房,竟然还是中国人开的,心里乐开了花。我把每个月的学费一部分交到这里,一部分,拿去小赌赌。加拿大的赌场里,大部分客人都是老头老太,因为他们退休金很高,又没什么地方花。赌场里大多是赌21点,5加币一次。我的运气有好也有坏。最糟糕的一次,输了五六百加币。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对节省的中国学生来说,可以够他们在温哥华应付三四个月的开销了。

  其实我整天拿着向父母骗来的钱玩,也很苦恼。可越苦恼越没办法,我还交了一个和我一样苦恼的女朋友。我俩就像在一个泥潭里,越陷越深。有一天我对女朋友说:“我觉得我们两人天生都是做演员的料,骗了爸妈两年多,他们怎么就没反应呢?”我很想他们拆穿我,我也就不用那么累,整天编故事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就是不会亲口告诉爸妈我在这里的真实情况,我想也没有一个孩子会把自己在这里的真实情况主动告诉父母。父母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就以为我们在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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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吃饱的权利

  我对房东说:“我想再吃个土豆。”他冷冷地答:“只有沙拉。”

  阿成17岁2001年赴加正读语言班。到了加拿大我才知道,原来有些外国人吃饭吃得很少。而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比较大。我借住在当地人家里,那个身高1米80、体重超过180斤的男主人,晚上的主食只吃一个拳头那么大的烤土豆,再加一些色拉、一块肉。我简直难以想象———他能吃饱?这样一个土豆我连开胃都不够。

  吃不饱的时候,我不可能再向他继续要土豆吃。我就要求吃些别的,比如肉、色拉。他们肯定会给我,因为合同里写明:“我们有吃饱的权利。”但他们表面不说,心里会不高兴。我想如果我再住长一段时间,很可能会因为吃饭的问题与主人搞得不愉快。这几天男主人已经在对我半开玩笑地说了:“中国的男孩子是不是都有一个惊人的胃?”

  加拿大人会对你非常尊重,但你不能影响他的利益。去年我因为滑雪伤了膝盖韧带,医生让我最好不要走动。我借住那家的男主人正好在我就读的学校上班。他有车,我就和他商量,能否上下班时带带我。但他每天上午8:30要去学校游泳,我上课的时间如果晚于8:30,他绝对不会等我。而我早到学校,教室又没有开门。我只好一个人拄着拐杖步行10分钟到公交车站。

  到现在,我的韧带也没有彻底痊愈,不能做剧烈运动。

  我哭着对爸爸说,我要回家;爸爸却告诉我,修完这个学年的课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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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回家,错了吗?

  小高16岁2001年4月赴加现四处游荡4月我拿到了赴加留学的签证,却一点也不高兴。我的英语一塌糊涂,但居然就因为这个,老师鼓动我爸送我出国。我明白,她是怕我成绩太差,影响全班的升学率。一想到加拿大到处都是讲英语的人,我就从心底里生出一种恐惧。而我爸自有一番道理,他说我年纪小、语言学习能力强,在全英语的环境里一定会逼着自己学,几年后就算别的没学会,至少能带一口流利的英语回家。

  在浦东机场告别时,想到即将离开家乡,我对未来的恐惧更强烈了。我望着父母,只想说一句话:我不去了。可看着他们坚定、鼓励的眼神,我不敢张嘴。我只好对自己说:“听天由命吧!”

  刚到多伦多时,一个20多岁的中国人开车来接我。他很开朗,用中文和我说个不停。这让我稍稍消除了紧张。第二天学校代表来看我,他对我说了一声“Hi!”之后,后面的话我就一句都听不懂了,只好傻看着他的嘴一张一合。

  几天后我上街买面包,突然有个发传单的人对我大喊大叫。我听不懂他讲什么,只好愣在原地不动,周围的人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当时害怕极了,像逃一样回到住处。这种语言不通带来的压力几乎要把我逼疯了。从那以后,我彻底丧失了信心。我不敢上街、不敢遇到陌生人、不想看电视。只是一个人呆着,躺在床上听从家里带来的中文歌,一遍一遍反复听。一天,我忍不住打电话向我父母要求回国,但他们认为我的这些情况很正常,我爸总说:“你还不习惯,习惯就好了。”

  

  (编辑:a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