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杨季康(1911—)，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文革”后主要的散文创作成果是《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经历。另一个随笔集《将饮茶》，部分也写到了“文革”期间的遭遇，但更有价值的，是回忆亲人往事的部分。另出版有《杨绛译文集》。

　　一代学者钱钟书夫人，九十七岁高龄的杨绛先生近日推出新着《我们仨》，深情地记录了她和钱钟书及女儿钱瑗在一起的日子。此书保持了作者一贯的优美风格：在温婉平实的文字中，蕴涵着深邃和厚重;所写的都是日常的枝节，却处处显出浓郁的人情味，及真正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股朗朗清气。

　　如今，与丈夫和女儿“失散”了的杨绛先生总是默默地“一个人，怀念我们仨”……

　　1997年，钱钟书和杨绛的爱女阿瑗去世。1998年岁未，钱钟书先生去世。三人就此失散了。如今，杨绛也走到了人生的第97个年头。“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杨绛这样说。当笔者的耳边每每响起这句话，心总会蓦然一悸。相信所有听到者，都会潸然泪下……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实际上，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钱钟书先生自不必说;杨绛也很独立，她的戏剧、翻译、小说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儿钱瑗是一门学科(英文文体学)的创立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学者，在生活中又相互支撑，相守相助。学者的身份之外，杨绛先生是妻子、是母亲，她在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上海沦陷，钱钟书先生去了上海，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先生写的《弄假成真》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当时钱钟书正在写后来影响颇大的《谈艺录》)，钱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可挣一些钱贴补家用。杨绛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钟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钟书笑，杨绛也笑，整部小说的艺术品位形成，这便是钱钟书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与杨绛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一家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问去作，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杨绛全部挑起负累，让丈夫、女儿集中精力做事情。这当中包括钱钟书病重和女儿钱瑗住院期间，她每天要去探望，当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营养，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而她自己倒可以“将就”!

　　【杨绛：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钟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有九名学生获得奖励。随着《钱钟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此时??如先生高尚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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